众所周知，粮票制度本身是计划经济时代票证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计划经济的主要表征是短缺经济，排队、挤兑、凭票供应、凭券购物是生产生活中的常态。票证和货币之间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关系， 而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纯粹计划经济条件下，票证本身并不具有流通价值，它只是一种参与购买的门槛和资格，必须和人民币搭配使用才能完成购买行为。发行票证的初衷，是希望在货币兑换实物的过程中再人为地拦上一道堤坝，借以缓冲人们旺盛的消费需求与短缺的经济总量的矛盾。

  1953年，为应对粮食危机，政务院组织制定和实施粮、棉、油等大宗物资的统购统销制度，在农村实行计划收购，在城市实行计划供应。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的命令》，规定粮食限量供应，城镇居民迁户口和“农转非”时必须同时办理粮食关系，凭证购买国家供应的粮食。所谓的粮油关系就此形成。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事关柴米油盐的票证的重要性，如今只能从一些档案掌故中略见一斑。当时，请人吃饭，还要收人家的粮票；结婚宴请，按惯例随份子之外，还要“自带干粮”——自觉交三两粮票。有一封信流传很广，它是20世纪60年代一名教师在粮票丢失后，全家人生路难寻，不得不“降尊纡贵”求助于曾经教过的三届毕业生“讨”粮票的记录：

  久未晤面，尊况想必胜常。兹有急事，恳祈援手。我一时不慎遗失粮票40余斤，在陈之厄，逼于眉睫。我缩食才几日，已头昏体颤，势将不起，瞻望前程毫无生趣，只憾无勇气自杀耳。我诚知每人不充裕，但集腋成裘，堆沙成塔，助我暂渡难关，以免发生意外。所借粮票，一两二两，一斤二斤，量力不拘，用信寄下，并请指示偿还之日，以便统筹偿还之序。爱莫能助，视之必然，不得不做将伯之乎！恳请解推之力，方寸瞭望，凌寒不胜，耑恳请至。——老师垂暮。

  不难看出，票证是使用货币的先决条件，票证的丢失，意味着资格的丧失，即便有钱也无能为力。这正是从统购统销、票证经济到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的隐秘通道。1959年3月，当时的国家粮食部专门发出指示强调，对没有户口和粮食转移证的临时人口，以及不带粮票的流动人口，一律不供应粮食。1963年以后，公安部门在人口统计中索性将是否吃计划供应的商品粮，作为划分户口性质的标准，“吃商品粮”的户口即“非农业户口”。

  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经济及其反映的粮油关系的松动，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增加。票证只是一种资格凭证，并非法定货币，而且政府也一再明令禁止票证的交易，但没有票证的人虽无法“进场”，却可能以普通人没办法承受的高价通过黑市交易购买票证。一种原因是随着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减少，粮票大量结余；另一方面是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这部分流动到城市的新增人口，从原来的粮食自给自足转变为“吃商品粮”。这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契合，也在客观上推动了20 世纪80 年代粮票地下交易市场的形成。

  第二个原因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平价粮与议价粮之间的价差。粮票除了是一种购买的资格凭证，还意味着持有者可以据此以相比市场行情报价更低的统销价格买到粮食。在80 年代，政府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慢慢地提高对农民的订购价格，另一方面不敢轻易提高城市的粮食销售价格。其结果自然是政府以财政补贴的方式背负了一部分成本，同时也造成粮食价格在双轨之间的落差。这样，粮票所能购买到的粮食的实际价值，就有了较大的溢价空间，这也是粮票交易的套利空间。

  1993 年，中国开始全面放开粮价，那一年的表委员们在报到时也不用“自带粮票”了。取消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后，粮油关系名存实亡。从那时起，人们购买粮食不需要再去专门的国有粮店，办理“农转非”时的粮油关系也仅仅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将粮食与人口之间的僵化对应关系打破，才有了之后数以亿计的民工潮。

  那么，最后一点疑问就是，为什么1993 年全面放开粮价、取消粮票之后，没有立即废除“粮油关系”这一制度呢？白美清先生在书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一幕。

  当时的决策层最担忧的一件事是，如此牵涉面广、关系重大的改革，会不会导致又出现80年代曾经发生的那种抢购风潮？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后近40年间，积存在民间的粮食票证所对应的统销粮余额，累计起来共有500多亿斤没有兑现，而1993年当年的粮食产量是9100多亿斤，这5.5%的临时变数可能带来的冲击不可以小看。虽然国家历来明确粮油票证是无价证券，但现实市场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城镇居民用结余的小额粮票与农村流动商贩交换鸡蛋和其他农副产品、日用品的状况，粮票自有其市场价值。同时，虽然粮油票证都规定了有效期，但“过期作废”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并不严格。那么一旦引发抢购，这500亿斤沉淀的粮食需求，要求按市场行情报价兑付，其后果就如同悬在决策者头上的巨大“堰塞湖”突然决口一样可怕。

  如果处理不当，抢购无法兑现，必然激发社会不满情绪。如果强行兑现，按照当时尚在分税制前夜的国家财政状况，似乎也是捉襟见肘。最后的办法是：“决定采取稳市场，保供应，最好能够降低波动，让其在不知不觉中‘自然消亡’。”

  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动员各地国有粮食企业、粮库、粮店保证不用票证对老百姓敞开供应，另一方面公开宣布一条政策：“粮食销售价格放开后，继续保留城镇定量人口的粮食供应关系，存入档案。”

  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呢？白美清先生说：“群众看见国家储备粮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粮食供应正常，‘粮食关系’也继续保留，吃了‘定心丸’……过了一段时间，对粮票问题敏感度也慢慢淡化了，结果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就平安解决了这一大悬案，顺利实现了这项涉及千家万户的重大改革。”

  是的，仔细想想，很多改革和变化不也就是在这样的提心吊胆、临渊履薄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吗？就像我们今天的健忘一样，那一代人当年也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把一堆粮票攥到手中，一直“忘”了去兑现，直到它们发生功能上的蜕变，成为纯粹的藏品。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当年这项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也得益于进入1990年代后慢慢地提高粮食销售价格，缩小了平价粮和议价粮之间的套利空间，加之粮食产量逐年增长，“粮食过关”为粮票制度的终结和粮食问题的“脱敏”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不必再为这一点点损益计较了。

  不过，放开粮价的当年，国内粮食市场的确发生了罕见的价格波动。后来的事实表明，当年的粮食是增产的，库存是充裕的，基本面并不有一定的问题，其直接导火索是南方沿海省份到内地突击性采购引发的恐慌性涨价。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出现的这次粮价上涨，也考验着改革者的战略定力。面对当时再度泛起的“恢复粮票”的声音，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明确说“限价不是有效办法”“恢复票证无补于事”，顶住了开倒车、走回头路的压力。

  2001年3月9日，国家粮食局发出了《关于取消〈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明〉的通知》，粮油关系在其制度载体—粮票制度为代表的票证经济消亡八年之后，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样看来，我当年8月收到的入学报到通知书上仍然印有“转移粮油关系”的字样，固然可能是文牍体系流转效率的问题，却也不妨看作历史在变迁过程中无意之中留下的某种痕迹与提示。

  吊诡的是，查阅当年诸多报刊文献，对2001年的这个政策变动少有关注，偶尔几篇评论则充满了那个年代的进步主义气息，坚信此举是告别“粮随户转”、打破户籍藩篱、促进人口流动、实现城乡并轨的重要一步。这与中央政府近年来所提的“三个1亿人”的叙事话语和政策逻辑也是一致的：“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只是，在这些乐观主义的图景之外，我更想知道，那些从1993年以来就能不用拿着粮票进城闯天下的人们，那些2001年以来就能不用受粮油关系束缚自由迁徙的人们，这些年是否落脚城市？究竟过得如何？如果说，当初被视为最大障碍的粮油关系，已不再阻遏人们自由追求美好生活的行动，那么，真正的障碍是什么？“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出路又在何方？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乡村发现转自：历史学人 微信公众号）